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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粮食产量“十连增”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2016-12-04 13:39:15|  分类: 经济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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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粮食产量“十连增”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

 (2016-12-03 08:27:17)[编辑][删除]
分类: 历史资料

粮食产量“十连增”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2016-11-29 13:55:41)
标签:  

粮食产量

   

天大谎言

   

情感

   

时评

粮食产量“十连增”是一个

天大的谎言

作者:正义之剑 发布时间:2014-12-03 

  这是我几年前写的文章,那一年粮食产量已经是“是六连增”了。我在县组织部的支持下对下到农村的大学生村官进行采访,无论是农民、还是村干部、或者是县乡干部,都对《新闻联播》中播出的粮食产量表示不相信,表示出很大的担忧。因为中央领导人要靠这个信息来制定政策,制定的政策肯定也是错误的。误国误民!令人堪忧。我当时曾经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写过信,但结果是泥牛入海——无音信。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篇《中国粮食产量:是“十连增”还是“十连滞”?》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问题的。希望中央高层和有关部门看到这个消息时,应该对中国的农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不然会一错再错下去,为中国梦的实现造成极大的障碍。                                    

粮食产量连年大丰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谎言!
       我到河南老家,到农村看望了一些老战友,看望了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些大学生村官,也到我熟悉的几个村子里看了看,还和在县政府工作的一些老同学交流了思想和看法,知道了当今县以下的乡镇和农村的一些情况,别的先不说,就说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粮食产量问题,那里面是包含着很大水分的,有的竟然达到三分之一。也许你不相信我的这个话,当我把县以下各级部门上报数据的真实情形告诉你时,你就不得不相信了。
       有句顺口溜就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新闻联播》骗全国人民。”我在农村进行调查的结果也充分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农村,许多农民们告诉我,由于现在的粮食不值钱,很多地都荒芜了,有的盖上房子,有的种上树,有的为了取土挖成大坑废弃在那里。即使耕种,很多人也是因为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没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资料一直涨价,不能实现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粮食产量非常低,仅够自己吃就行。
      那些村干部告诉我:每年上报的粮食产量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不管当年的粮食是丰收还是歉收,都要比去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到二十。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十几年了,他说:“我们村粮食产量的统计数据你不知道该有多假了,比我们今年上报粮食产量至少比实际产量高三分之一,周围村子也都是这样,有的村子几乎都高一倍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的播音员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那些乡镇干部告诉我:“村里的干部说得都是大实话,但我们不这样报不行啊!因为上面的领导都要求今年上报的粮食产量要比去年高,不然我们县里的升级达标就评不上,评不上我们县就会要不到上级拨款。还有一个不能说原因就是我们县的书记孙国富想进市委常委的努力就会落空。全国各地都这样,大家都说假话,唯独我们说真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大气候是这样,我们谁也没有办法。”
       而在统计局工作的老同学告诉我:“他们说的都是实情,即使这样,下面报上的那些虚假数字也是要经过我们县里的几位常委反复研究才最后决定,他们会根据上面市委领导的要求和其他县市的上报数量再把这个数字进行修改,直到达到一个他们认为比较适合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说,这个县的粮食产量由这几个县委常委随意调整决定的。”
    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后来一想才开始理解和同情他们了。
      大家都看明白了吧,中央电视台的那些播音员们一本正经念出来的粮食产量数字就是这样得来的。这就是全国人民(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不相信中央电视台、对他们报道的数字呲之以鼻的一个主要原因。二十多年都一直是这样,你想这里面的水分该有多大吧?
     这样的情况怨谁呢?怨那些乡、县、市级的领导吗?都算是错误路线和官僚主义惹得祸,路线错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能全怪下面干部。毛主席说:“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永远是真理。
现实社会中的人民群众,还有我们很多网民们,都是把怨恨撒在那些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身上。平心而论,他们是负有责任的,但不负主要责任。大家都知道:大气候谁也阻挡不了的,比如冬天来了,大家都要穿上厚衣服,夏天来了大家都会穿上衬衫。我问过许多的网友,如果我们现在也是处于领导的职位上,我们是不是也会腐败?有没有一个人敢肯定说自己洁身自好没有丝毫腐败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毛主席在1959年纠正大跃进的浮夸风时,在给《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一文中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毛主席所说的“上面”是指谁呢?不是指省市级的领导干部,也不是指联合国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就是我们党内高层的一些领导,他们制定了错误的政策,高喊谁不改革谁下台,高喊下面领导要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下面的领导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敢怒不敢言。有的干部是靠几十年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有的是靠拉关系礼,才算戴上了一顶乌纱帽,他们敢不照着做吗?  
 
中国的粮食产量:“十连增”还是“十连滞”?
  
       原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其实,在研究粮食安全的过程中,数据的真实性一直令人困惑。农业部、统计局公布的很多数据的确让人难以信服。生产方面,耕地面积、播种面积、产量等数据,消费方面各个地区的人口、口粮、肉蛋奶平均消费标准等数据,都是统计数据,但都没有披露数据的详细的来源及过程。很多数据是层层上报,也有些数据是观察点数据。可靠性低。如果是层层上报的汇总,则数据更难以置信。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稳定发展大局,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各级政府都应该对本地的粮食生产潜力及每年的粮食产量,有一个客观、科学、准确的信息披露。这方面的确需要对相关的统计制度“动大手术”。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浮夸风”。如果掩耳盗铃、粉饰太平、与邻为壑,则可能导致粮食安全的隐患不断恶化。
  许准,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维,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李民骐,副教授,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经济系。
  (原载于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第66卷第1期(2014年五月号)http://monthlyreview.org/author/zhunxu/)
  一些进步学者认为,虽然中国的农业私有化在短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代价是破坏了长期的生产设施,比如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1] Lester R. Brown在1995年发表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谁将养活中国”?他认为,中国人变化中的饮食结构、日益缩减的耕地面积、停滞的生产力、以及环境制约等因素将导致中国粮食供给和需求间越来越大的、无法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所满足的缺口。[2] 
  
  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98年和2003年之间从5.12亿吨减少至4.31亿吨,但从2004年开始,粮食产量出现了十年连续增长。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官方数据为6.02亿吨,比2003多出近40%。
  尽管官方数字显示出中国粮食产量提高迅速,中国谷物和大豆进口量的攀升却透露出中国粮食的生产难以跟上需求的增长。从2000到2012年,中国谷物进口从300万吨增加到1,400万吨,大豆进口从1,300万吨增加到5,900万吨。2012年,中国谷物进口占到了世界谷物出口的5%,中国大豆进口占世界大豆出口的61%。 [3]
  本文将要论证的是,中国粮食实的际产量大大低于官方所公布的水平。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粮食生产实际上从90年代末期开始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日益增加的粮食需求所带来的对进口的依赖,将会对世界粮食市场造成越来越大、难以维持的压力。长期来看,中国的粮食供给可能会因为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环境恶化等因素进一步遭到破坏。
  近年来,已经有一些中国农业专家对官方粮食产量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文章第二部分将讨论他们的观点。第三部分对中国所产粮食的总消费进行估计。我们认为,这可以作为粮食产量的一个好的近似值。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官方数据可能比实际产量多出了1亿吨。 第四部分讨论中国食品供给的长期挑战。最后一部分对中国以私人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制度进行评价。
  中国果真生产了6亿吨粮食吗?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粮食产量在2013年再创历史纪录,达到了6.02亿吨,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十年增产。[4]
  然而,中国的一些农业专家对官方数据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在2012年初,当中国农业部宣布中国粮食产量已经收获了“八连增”的时候,作为中国农业生态研究领军人物的蒋高明教授认为,中国官方统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高估了真实的粮食产量。[5]
  蒋高明指出,中国每年食品和饲料用粮大约有4.2亿吨。官方所公布的2011年的产量是5.7亿吨,应该表示中国有近1.5亿吨的巨大盈余。然而,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粮食储备有大规模增加。相反,2011年中国谷物、大豆、以及食用油的进口量相当于1.4亿吨粮食当量(grain-equivalent)。
  2013年,中国农业问题的知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李昌金在江西省一个出产大米的县进行了实地调研。[6] 他的研究发现,该县可耕种面积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下降了三分之一、粮食产量从1986年的16.4万吨下降到了2012年的11.5万吨。然而,该县的官方报告显示其可耕种面积并没有减少、并且2012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6.6万吨。
  在新世纪初期,中国政府改变了农业补贴政策。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粮食直补”。这一政策旨在为农村家庭提供现金补助,而补助的金额常常根据上报的播种面积按比例而定。李昌金怀疑这一政策可能会激励地方政府虚报播种面积。
  在中国目前的农业统计制度下,全国粮食产量的数据是基于一个很小的样本耕地的播种面积来推断全国水平而得出。[7]如果播种面积存在虚报的问题、而样本耕地的粮食产量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全国大多数情况的话,官方数据就很可能存在很大的一个向上的偏差。
  李昌金认为,他所调查的县能够代表南方产米省份的情况。他粗略地估计中国的全国粮食产量有5亿吨左右。[8]
  中国的粮食产量:来自粮食消费的证据
  理论上讲,一国总的粮食产量应该总是与该国对本国生产粮食的总使用量相等。大部分的粮食产出是直接的食品和饲料用粮。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如中国的人口)从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结构变化成以肉食为基础的时候,产出的粮食中将有更大比例用于饲料消费。其他的粮食使用包括工业用粮(例如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库存变化、净出口、以及留种和损耗。
  因此,用粮食的使用和消费量来表示的总粮食产量可以表达为以下形式:
  国内粮食产量的总使用量=直接的食品消费+ 饲料消费+ 工业消费 + 库存变化+ 净出口 +留种和损耗
  报告的粮食产量和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之间难免存在一些统计偏差。然而,统计的偏差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小范围内、并且随机分布于各年中。我们不应该预期两个序列间出现或正、或负的系统性的偏离。下面的部分解释我们如何估计中国的总粮食消费量。
  食品和饲料用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和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数据包括大米、食用油、肉类以及其他食物摄取的人均消费量。文献中已经有研究建立了适用于中国的将肉、蛋、水产品以及奶制品转换为粮食当量的转换系数。例如,梁书民和孙庆珍的研究中,1千克的猪肉相当于4.6千克的粮食(见表一的来源)。综合这些数据,我们估计中国食品和饲料用粮总量。表一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对2012年的粮食消费量进行估计的。
  表一、食品和饲料用粮,2012
 
 
城市
农村
转换系数
人均消费(千克)
 
 
 
粮食 (直接粮食消费)
78.8
164.3
1-1.1
食用油
9.1
7.8
4.6-6.5
猪肉
21.2
14.5
4.6
牛羊肉
3.7
1.9
3.65-4.6
禽类
10.8
4.5
3.2
10.5
5.9
3.6
水产品
15.2
5.4
2
奶制品
14.0
5.0
0.2-1.2
6.9
10.0
0.72
外出进食(粮食当量)
117.6
 
1
 
 
 
 
人均粮食消费加总(千克)
485
348
 
总人口(亿)
7.12
6.42
 
全国食品和饲料用粮总量(亿吨)
3.453
2.234
 
  数据来源:城市与农村各种食品消费引自《中国家庭调查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转换系数引自梁书民、孙庆珍,《中国食物消费与供给中长期预测》,中国食物与营养 2:37-401 (2006)。估计城市外出进食的粮食消费时假定消费量与购买食物的货币支出成比例。
  工业消费。《英国石油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13》提供了2001年到2012年中国酒精的产量。在2012年,中国生产了170万吨的酒精。[9] 假设中国粮食投入-酒精产出比与美国一致,中国2012年在生物燃料生产上的粮食消费的估计值为720万吨。
  库存变动与净出口。美国农业部(USDA)发表了中国粮食储量(包括大米、小麦、粗粮等),这可以用来计算年库存的变化(即年末与年初的粮食储量之差)。[10]净出口为出口减进口。中国粮食出口和进口数据引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包括谷物、大豆、和食用油的进口和出口。[11]
  留种和损耗。留种是将粮食作为后续生产循环的投入。根据中国《国家农业成本收益统计汇编》,留种占到中国年粮食产量的2%。[12]没有官方关于粮食损耗的数据,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松的估计,中国大概有2%的粮食耗损于储存、运输、以及加工过程中。[13]我们在估计中假设留种和损耗为粮食总产量的5%。
  国内产粮的总使用量。表二报告国内产粮在一些年份的的总消费量。图表二比较了1981年到2012年间我们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和官方的粮食产量。
    表二、各年中国产粮总使用量(百万吨)
 
1981
1990
2000
2010
2012
粮食使用
 
 
 
 
 
食品与饲料
327
420
500
553
569
工业用粮
0
0
0
7
7
库存变化
-8
15
-18
6
8
净出口
-13
-14
-10
-103
-125
留种与损耗
16
22
25
24
24
 
 
 
 
 
 
总粮食使用
322
443
497
487
482
官方产量
325
446
462
546
590
差异率(%)
0.8
0.7
-7.0
12.1
22.2
  数据来源:见表一的数据来源预计“中国粮食产量:来自粮食消费量的证据”一节的正文。差异率的定义是官方粮食产量与粮食总消费量估计值之差除以估计粮食总消费量估计值。正/负的差异率表示官方粮食产量高于/低于粮食总消费量估计值。
  
  从1981年一直到2007年,估计的粮食总使用量与官方的粮食产量都非常接近。两个序列间的差异率很小、且呈随机分布。在27年中,官方粮食产量有12年要比估计的总使用量要高。最大的“正差额”发生于2004年,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高出8.7%。在其余的15年里,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要低。最大的“负差额”发生于2003年,官方产量比估计的粮食使用量低8.6%。在1981年到2007年的整个时期,平均差异率是负的1.3%。换句话说,平均而言,官方粮食产量只比粮食使用的估计值小1.3%。这些结果表明,对于1981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我们对于粮食使用的估计值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很好地吻合。
  然而,从2008年期,一个显著的、且系统性的差额在两个序列间出现。从2008年到2012年,官方粮食产量持续地高于估计的粮食使用总量,二者间的差额逐渐从2008年的10.1%扩大到2012年的22.2%。正常的统计差异解释无法解释这些系统性的、 逐渐扩大的差额。对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我们对中国粮食使用进行估计中使用的几种数据的来源存在着很大的低估偏差,二是官方的统计大大高估了中国粮食的实际产量。
  粮食总使用量的估计值是如下几项的和:食品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库存变化,净出口,留种及耗损。一种可能的质疑是,实际的留种和损耗高于我们假设的5%的粮食总使用量。但如果真是这样,将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对粮食使用的估计在1981年到2007年间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高度吻合。
  粮食出口与进口的数据是基于中国官方统计,可以被国际贸易统计量进行确证。库存变化和工业用粮的数量很小,并不会对整个趋势造成影响。例如,2012年库存变化和工业用粮之和为1500万吨,相当于官方粮食产量的2.5%、或粮食使用估计量的3.1%。相较而言,官方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使用估计量之间的差额在2012年是1.08亿吨,相当于官方粮食产量的18.3%、或粮食使用估计量的22.2%。
  食品和饲料用粮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得来。官方数据确实有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粮食消费水平。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对食品和饲料用粮的估算一直到2007年都与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较好地吻合。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会使我们认为中国官方的住户调查的准确性在2007之后突然变差。而且,对于国家统计局来说,也没有明显地低报家庭粮食消费水平的动机。
  我们的估计显示,食品和饲料用粮在1981年到1990年、1990至2000年、以及2000至2012年间分别以每年1,030万吨、800万吨、以及570万吨的速度逐年递增。粮食消费增幅的减少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这也与食物需求的增长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减弱这一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趋势是一致的。
  在2000年,粮食总使用量的估计值比官方粮食产量要高7%左右。库存变化、净出口、留种和损耗的数量相对较小,且相互间抵消掉了。官方粮食产量、粮食总使用的估计量、以及食品和饲料用粮估计值之间的差额很小、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见表二)。因此,我们对2000年食品和饲料用粮的估计应该是可靠的。如果把这一估计作为起始点,并假设中国食品和饲料用粮在2000年到2012年间的增速保持与90年代一致,那么中国在2012年的粮食消费将是5.97亿吨(而不是5.69亿吨)。这可以被当作是食品和饲料用粮在2012年的上限。2012年中国自产粮食使用总量将会是5.1亿吨(而不是4.82亿吨)。但是,即使我们如此假设,仍然有8,000万吨(或13.6%)的官方粮食产量无法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一个可能性是,在实行了这项政策的三、四年之后,许多农村地方政府开始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虚报播种面积、或瞒报失去的播种面积(由于劳动力移民、城市化、或环境恶化所导致)来保持从前的补贴数量。
  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官方统计高估了实际粮食产量、和我们低估了粮食使用二者相比,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们对中国粮食总消费量的估计值可以被当作是我国实际粮食产量较好的一个近似值,我们的估计表明目前中国实际粮食产量比官方数字低1亿吨。尽管官方粮食产量在1998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大约9,000万吨,我们的估计显示,中国实际粮食产量很有可能从90年代末就开始处于停滞状态。
  谁来养活中国?
  现代农业的迅速增长是建立在机械化、化学投入(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灌溉、以及对化肥和灌溉 系统敏感的高产出种子。 现代农业高度依赖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用于化学投入品的生产、农具的操作、包装及运输。
  从生态的角度看,现代农业根本是不可持续的。机械化耕作、化学肥料的使用、大规模单一栽培都导致了土壤的退化。害虫发展出了对杀虫剂的抗药性。终年不休的的灌溉导致涝灾、盐碱化、以及地下蓄水层的枯竭。从长期来看,所有现代农业的要素都经历着报酬递减。[14]
  最近几十年中国农业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现代农业大规模的投入。图表二显示了1980至2012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和农业投入之间的关系。
  从1980年到199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年平均增幅为每公顷109千克,灌溉面积占总播种面积份额的年平均增幅为0.15%,化肥用量的年平均增幅为每公顷10.3千克,农业机械动力的年平均增幅为每公顷95瓦。粮食产量每增加100千克需要灌溉区域占比提高0.14%、每公顷化肥用量增加9.4千克、以及每公顷农业机械动力增加87瓦。
  1996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是每公顷51千克,灌溉面积占总播种面积份额的年平均增幅为0.34%,化肥用量的年平均增幅为每公顷6.6千克,农业机械动力的年平均增幅为每公顷234瓦。粮食产量每增加100千克需要灌溉区域占比提高0.67%、每公顷化肥用量增加13千克、以及每公顷农业机械动力增加457瓦。相较于1980-1996年,述三种农业技术在后16年中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报酬递减。
  1996年,中国利用卫星成像技术进行了首次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调查。这次调查认定中国1996年的总可耕种面积为1.3亿公顷。从1996到2003年之间,中国失去了930万公顷的可耕种土地。[15]在那之后,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可耕种面积稳定在1.2亿公顷。然而,很多可耕种土地都遭到了土壤恶化以及工业污染的侵蚀。
  据一项中科院的研究显示,中国可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即2000万公顷)已经遭到重金属的污染。大概40%的土地受到土壤退化、盐碱化、荒漠化的影响。[16]根据一篇发表于第19届世界土壤科学大会的文章,在目前土壤退化的趋势下,中国的粮食产量在2005年到2030年间会下降11%、到2050年会下降15%。 这样的结果是,相对预期的粮食需求,中国在2030年可能会有14%的粮食缺口、在2050年会有18%的粮食缺口。[17]
  世界范围内灌溉地占农田的份额不到20%,但却贡献了40%的食物总产出。平均来说,灌溉地的生产率大约是雨养地的三倍。[18]中国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但中国的总播种面积中几乎40%是灌溉地。
  2012年,中国农业的总用水量是388立方千米,相当于中国总用水量的63%。在这388立方千米中,113立方千米取自于不可再生的地表水。[19]随着地表水变得枯竭,中国目前大约30%的灌溉农业将受到威胁。在土地、水、以及环境的限制下,中国粮食增产将面临困难。我们的估计也确实显示,中国粮食产量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出现了停滞。
  在2000年到2012年间,中国谷物和大豆的进口从1,600万吨提高到了7,200万吨。2012年中国的进口相当于世界总出口量的19%。[20]在2000年到2012年鉴,中国谷物和大豆的进口以每年470万吨的速度递增。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中国需要进口1.57亿吨谷物和大豆。这相当于2012年世界谷物和大豆出口的41%、或2012年巴西和俄罗斯粮食产量的总和。
  根据Carleton Schade 和 David Pimentel的研究,由于可耕种土地和灌溉地的流失,21世纪中期全世界将面临食品需求的挑战。到2050年,世界将无法为10-40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21]从现在到2030年,如果世界的谷物与大豆出口无法有显著的提高,中国持续增加的进口将会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无法承担的压力。很多小的、穷的国家将会被挤出世界粮食市场。中国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承担大幅提高的食品价格。
  中国的农业将向何处去?
  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的是,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之上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从根本上无法满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无法为世界粮食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但是,一些进步学者和活动家常常会浪漫化小农生产方式(建立在农户拥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认为它是比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更平等、可持续的农业制度。
  在80年代早期,中国私有化了农业、并在实践上恢复了小农经济(名义上是商品所有制)。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世界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小农经济试验。[22]
  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的农业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根据中国农业部一项近期的调查,截至2012年,中国有87.7万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对应于可耕种面积是1,200万公顷,占全国总数的10%。这些“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耕地12公顷,而一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平均只耕种土地0.5公顷。对于最大的16,500个“家庭农场”而言,平均每个耕种70公顷土地。[23]
  由于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的,并没有像很多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持续受到封建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压迫。
  但是,尽管拥有如此“理想的”条件,中国现代农业却产生了和典型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一样的社会和环境后果。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农村地区成为了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这削弱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已经与资本主义“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当。
  和资本主义农业一样,中国的农业严重依赖生物燃料和合成化学制品投入,导致土地退化和水污染。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土壤、水和庄稼的污染已经到了灾难性的地步。有报道显示,中国有大约250个“癌症村”,在那里癌症的发生率远远高出正常比率。[24]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已经说明了,小农经济,虽然区别于传统上被诟病的资本主义农场,却也不会自发地追求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的目标。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农民不断地被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趋势和压迫,去以社会和环境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个人利益。
  中国农业私有化唯一可以称得上“成功”的是其实现了食物产量的显著提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基础设施)以及给城市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提供相对便宜的(虽然有时候是有毒的)的食物。但是,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将意味着,中国农业私有化的唯一“成功”也开始坍塌了。
  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发展一种新的农业制度,使其能够容许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之间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有营养的食物,能够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分配食物。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目标能够被社会主义之外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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